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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股份制银行行长在回忆录中写道，2002年左右，在香港，出门，一般只需要带钥匙、八达通、信用卡和手机，坐公交就已经实现无现金了。
反观当下的中国大陆，去银行网点的人越来越少，办理现金业务的数量越来越少；随处可见的二维码标识可以快速实现扫码支付；人们带着一部手机就可以无所顾虑地出来逛街、吃饭、喝茶。
有人将上述现象称作“无现金”，百度搜索便知，其英文名字是cashless，相关研究、报道诸多，而被翻译为“无现金”也并非问世于中国本土。
如果不去咬文概念，“无现金”一词能够很好诠释中国非现金支付近十几年的超车式发展。从全球可比口径看，早在2015年我国非现金支付笔数占全球非现金支付笔数的22.12％，增速是全球平均速度的4倍以上。
能够更好反映上述业态的是城市形态的发展。这种形态在两大支付巨头，支付宝坐落的城市杭州以及微信坐落的城市深圳尤为明显。
蚂蚁金服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杭州超过95％的超市、便利店能使用支付宝付款；超过98％的出租车支持移动支付。
与此同时，去年我国总体的移动支付业务的笔数达1228.6亿笔、277.1万亿元，处理互联网支付业务1128.8亿笔、2133.4万亿元，移动支付业务笔数首次超越互联网支付。
有人将上述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信用卡发展的滞后，还有人认为是中国监管鼓励创新的态度推动了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不带钱包，只带着一部手机出门，在这种“无现金”的轻松生活背后，则上演着一场接一场的商业对局，机构与机构，市场与政府……
今年初，蚂蚁金服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中国无现金社会，而早在三年前，腾讯也曾提出8月8日为“无现金日”。
进入8月，两大互联网金融巨头投入巨额奖励资金，旨在抢占线下扫码支付市场份额。只是，这一次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市场的关注点却聚焦在了“无现金”概念及其合法性。
“他们要搞第二个央行吗……”7月中旬，上述一则自媒体新闻开始引起市场关注。这也被业内一些人士看作是近期无现金争论的最初起点。
同一时间点，由阿里投资、开业许久的盒马鲜生会员店，因创立之初仅支持线上支付，引起了另一波“拒收人民币现金是否涉嫌违法”的讨论。
一时间，现金、现钞、纸币、硬币等诸多概念以及《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条例在国民间开始被普及。
媒体曝出“央行总行对各分支行下发通知，要求纠正和引导蚂蚁金服无现金活动，央行武汉分行约谈蚂蚁金服相关负责人，明确提出删掉‘无现金’宣传字眼等三点内容”。对此，央行相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从未对各分支行下发过这样的书面通知，间接辟谣。
据《财经》记者了解，针对商业机构推进的无现金支付方式，监管部门曾口头要求各地依法对不合适的提法、做法进行纠正和引导。
“没有人不同意移动支付的发展，但是‘无现金’的提法确实不太专业。”某接近央行人士说道。
央行参事、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向《财经》记者表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看似是非现金支付，实则背后都是银行卡绑定的活期存款，而银行活期存款是国家法定货币的存在形式之一。
7月27日，蚂蚁金服集团CEO井贤栋向参与“无现金城市周”的商家发出邮件强调，“无现金城市周”主旨是希望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感受到移动支付的便捷生活。并呼吁，参与“无现金城市周”活动的商家，提供每个人在多种支付选择上的平等。
腾讯也向《财经》记者表示，会考虑到社会各类群体的支付需求，不会强行推行某一种支付方式。
某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表达了自己对无现金的几个观点：现金不应只包括纸质现金，还应包括央行认可的所有支付机构发行的支付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金融从业者从专业角度对于现金的定义，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对于现金的理解，显然是有差异的，后者更多认为，现金就是纸币和硬币。
如果说当前采用“无现金”一词有欠考量，那么，“去现金”、“非现金”或许能更好诠释当下的金融支付业态。
《现金的诅咒》一书作者罗格夫认为，“无现金社会”(cashless society)可能并不现实，“少现金”(less-cash society)更有可能实现。
某业内观察者表示，中国非现金支付数据发展惊人，并非当下一时而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得到了不同的推动发展。从政府主导的银联问世，到BAT引领的网络、手机支付变革，15年间，非现金支付渐成主流，背后的推手也由最初的政府、银行向更为市场化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转变。
市场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人的担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向《财经》记者表示，谁垄断了零售支付网络，谁就能够垄断人民币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非现金”支付进程的深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立场开始产生碰撞。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政府的主导地位在接下来的后续进程中开始发力。6月份，央行主导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以下称“网联”）正式启动切量工作，市场自发形成的支付业务“直连”模式即将终结，并将全部被纳入监管。
“清算是整个枢纽，完全拿掉之后就不存在第二央行的说法。”上述互联网金融人士感叹。
业内人士认为，对比国外，美国支付清算比较发达，visa、万事达和运通都是私营的上市公司，也都是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国民企业，而且都是世界级的水平。其次，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金融非常强大的国家，第三方支付占整体支付的比重不过2％多的水平，所以上述担心还很遥远，而且并非一家，难以形成垄断。
即使市场化手段推进，无现金的路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上述互联网金融人士表示，中国从电商起步，经过社交场景、线下场景等过去十几年的推动，已经变成了移动支付的国家，是普惠金融非常好的例子，但也并非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漫长的心智、习惯的改变过程。同时，对技术、安全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商业竞争中，已经有支付宝、微信两大寡头垄断线下扫码；有银联联合银行、运营商、手机厂商后来追上，推出的“云闪付”系列；也有通过深耕各细分行业，京东、快钱、易宝支付、苏宁获得的稳定增长。
上述商业机构对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的坚守和争夺不会停步，其激烈的商业厮杀也终将推进无现金的发展。
现金的消失
现金（纸币和硬币）在支付领域的逐步消失，并非起源于第三方支付的兴起，这要回顾第三方支付问世前甚至银联问世之前的金融业态。
记忆中的上世纪90年代，有人会说“我今天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去邮局汇一笔钱给家里人”。如今“汇款”这个词已经被“转账”渐渐替代。
同样，在十几年前，ATM机上还不能自如地跨行转账，如果银行客户想从一家银行向另外一家银行转款，大多要到银行柜台办理。而由于现金业务繁忙，银行营业大厅大多人满为患，几分钟的业务却要耗费颇长的时间等待。
上述现象在电子支付的发展中逐渐被改变。而电子支付发展的第一阶段，有两个“功臣”不能不被提及。
1985年3月，身处沿海开放特区的中国银行珠海市分行发行了境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开启了我国银行储户从折到卡的电子大门。不过，鉴于技术不足等诸多限制，该卡当时仅限在珠海地区使用，发行量也较少。
中国银行卡产业开始起步，当时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的各发卡银行以省市分行为单位进行行内系统建设，尝试发卡并布放受理终端，初步形成以各自行业资源为依托的银行卡系统和网络布局。
银行卡诞生之初的“封闭”和商业壁垒催生了我国的第一家卡组织——银联，2002年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是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等。
银联的产生解决了银行卡跨银行、跨地区和跨境使用问题，在银行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银联问世的第二年秋天，银行大佬们都告诉别人“我家银行卡可以跨行转账”时，一个新兴事物——支付宝在淘宝电商平台业务的产业链上悄然诞生。
在那个时期，和银行业的巨额业务规模相比，支付宝还是小众化的，但是它的便捷和安全很快赢得了消费者们的倾心，拥有支付宝也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
2011年，央行颁发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也在其中，电子支付也一度扩展到了以POS消费、ATM取现为基础，以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智能电视支付、自助终端支付以及其他各类新兴支付方式为补充的综合性、立体化支付渠道体系，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并逐步形成了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电子支付网络和电子支付产业链。
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需要银行卡作为支持，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曾公开介绍，我国银行卡渗透率已达48.47％。国际经验表明，银行卡渗透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约0.5个－0.8个百分点。
“中国的支付工具30余年间从现金到银行卡再发展到无卡支付，每次变迁都是创新。”葛华勇说。
某资深IT技术人士表示，在现金电子化的初期阶段，商业银行一直是主导力量。
截至目前，据《2016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统计，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理的电子支付仍然占据半壁江山，去年共处理业务1395.61亿笔，金额2494.45万亿元。
但随着科技因素在非现金支付中的权重加码，互联网基因浓厚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扮演主导角色。“中国电子支付新形态主要体现为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而在这一新时期明显可以看出，移动小额支付已经被以扫码业务为代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主导。”上述IT技术人士说。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约为美国的50倍。
中国POS机数量持续增长，年新增数量仍超40％，尚普咨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POS终端行业市场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按照细分市场来看，增加较快的产品是手持移动POS机及支持NFC功能的手机POS机。
德意志银行总裁John Cryan认为，十年内纸币和硬币组成的现金支付系统将退出历史舞台，原因是现金效率太低，而且取消现金也能够杜绝洗钱。
作为国内无现金社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蚂蚁金服CEO井贤栋此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无现金不是指绝对的无现金，不是一个绝对零度的概念，而是部分城市现金使用的比例比较小，通过手机或者通过其他的智能设备可以无障碍生活。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部分人士认为，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现金在未来社会交易中占的比重肯定是越来越少的，但应该不会降到零，也许大体维持在10％到20％之间应该比较合理。所以未来社会应该会是一个少现金的社会。
但也有人认为，随着消费者代际更迭、技术发展，“无现金社会”终将来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表示，终有一天纸币和硬币（现钞）将消亡，只是难以判断具体到来的时间。
线下支付“双寡头”
新一轮的非现金支付扩张，以线下移动支付为增长点。线下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的争夺从二维码问世就已经注定，代表则是支付巨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根据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3.4％，环比增长22.9％。其中，支付宝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4.0％，财付通市场份额达到了40.0％，其他众多支付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为6.0％。
艾瑞根据市场抽样调研提供的去年四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数据显示，线下二维码支付业务中微信支付市场份额过半，暂时处于领先地位。支付宝与微信支付基本垄断线下二维码支付市场。但从交易规模体量上看，二维码支付市场依旧处于起步阶段。
支付宝和微信双寡头垄断的市场，比完全竞争的市场还要激烈，而且其他参与者机会很小。在互联网经济下，网络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而且存在网络规模效应，市场优势地位一方如果不一直加大投入，其优势地位很容易被取代，竞争性垄断也是此消彼长。
在支付领域一直遥遥领先的支付宝去年四个季度市场份额就出现下滑，分别为：63.4％、55.4％、50.42％、54.1％。
最强竞争对手微信支付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艾瑞咨询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一季度到2017年一季度，财付通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79.97％，支付宝为181.85％。其中2016年一季度同比增长率一度高达778.96％。
支付宝和微信都需要营销投入来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7月31日，支付宝宣布，将从8月1日到8日一周时间内，提高支付宝支付的“奖励金”，消费2元以上可能有4888元奖励。
微信支付也于同日宣布，从8月1日开始，持续八个月，都会投入巨额资金，以鼓励金、代金券和现金红包等形式推动无现金支付。
“它们投入资金推销无现金概念也是为了保持寡头垄断份额，竞争性垄断导致市场处于不稳定平衡，非常小的外力作用就会打破平衡。”赵鹞向《财经》记者表示。
在业内人士看来，支付宝和微信这种价格战的巨资投入和其此前脱离四方清算模式，节省大量清算费用有关。
原有的“四方模式”包括：卡组织、发卡行、收单机构、商户，卡组织会在业务中收取一定的费用。
根据赵鹞介绍，在银联作为卡组织的四方模式中，银联会收取网络交换费和品牌使用费用。网络交换费根据借记卡和贷记卡分为两种，借记卡是3.5‰，贷记卡是4.5‰，跨行清算费用包含在网络交换费用里，在这两个数字之间按照7∶1∶X的比例划分，银联跨行清算费用大概占比10％，也就是0.35‰。品牌使用费用是0.25‰。
不过，在近年支付业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支付机构实际承担了清算工作，将资金托管在银行，绕过银联，与银行实现直连，形成了独特的三方模式，节约成本的同时，也绕过了央行对支付清算的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互联网支付或多或少都存在直连银行模式，直接跨过了清算这一环节。切量到网联之后，支付机构和银行完全断开，通过网联做清算，就像银行通过央行系统做清算一样。跨行清算变成集中，监管可控。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90％以上已经被“双寡头”垄断，如果按照银联收的跨行清算费用计算，上述两家支付机构每年节省的清算费用超过100亿元。
“双寡头”的低成本商业模式，随着央行主导的网联的成立即将终结。央行明确2018年6月30日起，网络支付的“直连模式”将由“网联模式”取代。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切量到网联之后，由网联承担清算工作，暂时免费，但之后会收取清算费用。
“支付宝、微信之前不需要清算费用的绝对优势就不存在了，两家是否还会推行巨额的补贴，值得关注，而市场就恢复正常了。”赵鹞说。支付宝、微信直连多家银行，节省巨额业务成本，因而可以到处打价格战，其他小的支付机构没有直连银行，尽管有的产品很好，但业务成本却高。有了网联，同一个业务同一个价格，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业务量大手续费就多，这样就公平了。
赵鹞认为，清算业务一定要集中化，需要受到央行监管，按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运作，但是在终端业务层面，就应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商品好、费率低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
他分析，线下支付增长已经非常快，特别是线下的扫码支付，量化的增长率都超过100％，但是高速增长之后，增速肯定会快速下降。
除了快速增长的规模，线下移动支付创造的利润和商业巨头的费率都鲜有披露，但是从腾讯二季度的数据或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7年二季度，腾讯总收入为人民币566.06亿元（83.5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其中，其他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177％至2017年二季度的人民币96.54亿元。该项增长主要来自于腾讯的支付相关服务及云服务收入的增长。
2016年，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金融、百度钱包等纷纷押注二维码支付，并在线下投入较多资源拓展商户。与此同时，包括银联、银行在内的传统金融机构也跟进布局。
在工商银行宣布推出覆盖线上线下和O2O支付全场景的二维码支付产品后，去年12月份，中国银联宣布“银联二维码支付标准”，并于今年5月联合几十家商业银行，正式推出二维码产品。问世之初，就获得全国近60万商户支持。
银联以前的收入模式一直比较单一，即线上收单模式+线下刷卡。在传统的四方模式下，银联可以获得一定的费用，但广大用户从刷卡到扫码的支付习惯改变，倒逼银联紧跟市场形势转变。在此背景下，银联甚至主动伸出橄榄枝，与京东金融牵手，围绕支付领域展开合作。
现有的市场格局，支付宝、微信的扫码支付仍然占据垄断地位，而且通过与主流的手机厂商合作，用指纹代替六位数密码输入，使得支付更为便捷。
“银联在移动支付领域肯定处于边缘，因为相对于支付宝和微信，银行就是边缘化的，而银联还要通过银行来推行二维码业务。”赵鹞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已经垄断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上述两家巨头在8月份仍然不遗余力宣扬“无现金”，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核心目标是用户数据以及用户的使用习惯。
“信息就是资源，例如微信的微粒贷和蚂蚁的借呗，这些产品都是基于用户行为数据才能建立，蚂蚁的芝麻信用本质上也是针对用户数据的信用分，这些有很大的盈利空间。”某运营商业务人士说。
标准之争背后
对于支付宝、微信、银联线下二维码支付竞争，未来最值得关注的或许是网联的全面运行以及呼之欲出的扫码行业标准。如前文所述，网联业务的切换，使得支付宝和微信失去了低成本业务扩张的优势；而支付清算协会研究的扫码行业标准限额也是未来市场竞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论是第三方支付清算模式由直连向网联的切换，还是扫码行业标准限额之争，背后都可以看到政府监管的有形之手，将第三方支付清算市场由最初的商业市场自发运转向政府主导的规范统一上归拢。
对比当年央行主导的银联工程，第三方支付机构自发的市场化创新，推进了此轮移动支付领域的去现金进程，并在初期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与认可。自2011年起，央行先后批复了270家支付机构牌照，也是希望通过支付机构带动我国电子支付业务发展。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57万亿元人民币。
随着巨头竞争局面的形成，监管者开始担心金融体系安全与垄断。
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曾表示，支付领域具有其特殊属性，支付的效率和风险是一对天然的矛盾，在不同时期要把主要矛盾向重要的一方倾斜。
正是金融支付领域的特殊性质，特别是一两家互联网巨头垄断支付进而有可能形成数据垄断时，这必然引起政府开始担心个别机构对国民数据垄断以及数据安全隐患。
赵鹞表示，零售支付金额不高，人均支付金额很小，但是它的频次很高，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对于零售支付关注重点更多，因为零售支付与老百姓的日常接触更多，老百姓对于零售支付的信任也就是对法定货币体系的信任，如果零售支付的系统出现了问题，老百姓对于法定货币就会产生质疑，所以，国际清算银行包括支付清算委员会，一直就认为中央银行对于零售支付体系维护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法定货币的权威性。
“把零售支付网络垄断之后，老百姓对它（垄断）的认知就有可能比对人民币的认知还要高，谁垄断了零售支付网络，谁就能够垄断人民币体系的最后一公里。”赵鹞说。
互联网金融人士则认为这种耸人听闻的“有可能”的观点值得商榷。当年臭名昭著的红旗法案，那个不允许汽车跑得比马更快的法案，就是以安全的名义实施的。非现金支付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从使用信用卡和银行卡早已经由银行大力推动，近些年银联的支付笔数也飞快增长。相比之下，第三方支付金额占中国总体支付2%多的水平，占比还很小，垄断无从说起。现在最需要讨论的，应该是如何让非现金支付安全、便捷地服务好民生和实体经济。
有观察者认为，在“无现金”的商业征程上，蚂蚁、微信等巨头未来所面对的真正对手不是同行，而是政府；而类似于支付、大数据、征信等业务发展的前景和趋势，某种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市场化开放的容忍度。
不过，从支付行业备付金集中管理，到所有“直连”业务全部切量到网联平台，再到扫码支付标准之争，政府与市场在支付业务发展中的博弈已见端倪。
在线下扫码支付中，技术层面的安全已经不是广大受众担心的问题，某运营商人士表示，从正向扫码到反向扫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扫码的安全性，而且一些互联网巨头在业务中也会绑定账户险来进一步提升业务安全保障。
但是，预期很久的扫码支付行业标准仍然迟迟没有推出。据接近标准制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重要原因是，一些条款与商业机构还没有达成共识。
据接近监管人士透露，扫码行业标准的责任划分主要包括两个：一是技术标准，包括扫码模式等；二是业务责任，主要是支付限额和适用环境。
在技术标准上，支付机构与监管的思路很容易达成一致。但是在限额和适用环境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有的监管人士认为，目前扫码支付平均每笔金额才60元，那么限额1000元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支付需要。但是，商业机构则认为这个额度太低了，在业务上存在壁垒。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学者都认为，之所以出现一些争议源于一些领域的法律空白。例如，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管理条例》对人民币的阐述更多都是指纸币和硬币的管理问题，而对于新兴电子支付以及正在研究的数字货币，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必须要与时俱进。
“现在包括征信、安全、数据等都没有相关的法律，支付领域也缺少法律，唯一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还是部门规章。”赵鹞说，在没有相关法律限制下，市场机构当然可以步子走得大一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双方都没有办法。
业内人士呼吁尽快出台一部支付清算的法律制度，这是关键所在。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支付方面的法律了，70年代就有第一部电子支付法律，然后在1988年做了第二次修订，还有统一货币服务法案，只要提供货币转移服务就统统受各法案约束，且不区分账户。
货币政策影响
尽管“无现金”社会尚未到来，但当前非现金支付的发展速度，已经让研究者和监管者感受到其对传统货币理论及政策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在经典理论里面，货币乘数是指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的倍数关系，简单地说，货币乘数是一单位准备金所产生的货币量。完整的货币（政策）乘数的计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别代表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率和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
“根据公式，现金与存款比例下降，货币乘数会提高，导致派生存款的能力增强。在实际运营中，比如发放一笔贷款，正常情况下，拿到资金方不会马上使用，而是继续转成存款，转成存款比例越高，货币乘数越高，现金（现金漏损率）比例下降，派生存款能力增强。但是没有体现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对整体货币政策影响也比较小。”华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说。
亦有金融人士指出，去现金化对整个金融体系存在潜在风险，去现金可能会产生通缩，相当于一部分货币“被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会收缩，这样收缩可能对经济体的流动性会有一个小规模的负的冲击，对央行来讲也会损失一部分铸币税。
周琼分析，从Frankel“（弗兰克尔）铸币税”的角度看，在电子交易方式出现之前，“铸币税”只表现为直接的经济收益。从卡基支付（基于银行卡，通过ATM、POS机、手机、互联网等渠道进行的支付）到手机二维码支付，掌握了支付结算基础设施的机构不仅可获得直接的结算手续费收入，还可以获得交易的数据信息，这是更为宝贵的资源。围绕数据资源的争夺和争议就更大了。核心就是到底“非现金”的“铸币税”归谁，或者如何切割？
根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的通知》，发卡行服务费率水平降低为借记卡交易不超过交易金额的0.35％，贷记卡交易不超过0.45％，还有单笔金额上限，网络服务费率水平降低为不超过交易金额的0.065％，收单环节服务费则实行市场调节价。
“这也构成了二维码支付手续费率自然的天花板。最后哪种支付结算方式胜出，关键还是付款人和商户的使用成本。”周琼说。
罗格夫写道：“纸质货币是限制全球金融系统畅通运行的主要障碍。”此外，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减少现金存量有助推动负利率，即放贷人向贷款人付利息。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包特表示，我个人对这个观点不是很同意。因为现金相当于是零利率的资产。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去现金迫使大家接受负利率，那么大家可能会用其他零利率的实物或者资产代替现金实现保值。比如买黄金，甚至买一种保质期比较长的食品。
“负利率是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概念，人们对于它缺乏经验。要在现实中推行一个政策，仅仅靠它在理论上能带来的好处是不够的。事实上负利率刺激经济本来就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负利率之下如何定义贴现率和资产的基本面价格。同时，如果为了实行负利率而强制去现金，我担心会出现‘去货币化’，就是说，一些老百姓可能为了规避负利率，会宁可转回部分的‘以物易物’交易。”包特说。
（本文首刊于2017年9月1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