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一万吃不起车厘子，月薪五千不配吃西贝，现在的年轻人不仅没有“车厘子自由”，或许也没有“吃饭自由”。
日前，西贝前副总裁楚学友转发了一条有关西贝涨价的微博，内容显示，西贝和海底捞涨价之所以产生较大舆论反弹，是因为得罪了一大批微博网友，“毕竟95%的微博网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对此，楚学友评论“学习了”，看似是在表达“赞同”之意。
尽管西贝已经最快做了辟谣，但伴随着这次舆论危机，消费者对西贝菜品定价过高的吐槽反而形成了一次更大的讨伐。
不过，平心而论，西贝真的有错吗？刘润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价格高的解决办法是改变产品，让它配得上这个价格，找到更需要这个产品的人群”，我们看到贾国龙大概就是这个定价策略：我“原料好、工艺好、设备好”，涨价也有人来消费，只要伺候好能消费得起的人群就可以了。
简单来讲，这就是筛选出适合的受众群体，在商业市场中再正常不过。而西贝的错，可能在于说了实话，月薪5000以下戳了大部分年轻人脆弱的心。
全面涨价，消费自由越来越远
西贝想涨价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4月份，国内疫情状况转好，海底捞、西贝接连涨价，被网友一通骂，又恢复了原来的价格；6月份，有网友吐槽西贝深圳某门店强制收取每人5元茶水费，5人共计收取了25元的茶位费，西贝再次道歉。
此次前副总裁楚学友“口误”，又将涨价一事推向西贝面前，虽然西贝回应称目前并没有新的涨价计划，可不是西贝不想涨，而是不敢涨。
去年贾国龙野心勃勃地确立了一个十年战略：到2030年完成千亿销售额的目标，按照目前379家门店和55亿元营收来算，单店营收额不变的情况下，西贝起码要开约6800家门店才有可能实现千亿营收目标。在一个类似于天文数字的目标面前，通过直接涨价来提高单店营收，显然更实际一些。
抱有涨价心思的不只是西贝。
早两年，网上有个很火的“女生财务自由的15个阶段”对照表，最基本的是辣条自由，然后是奶茶自由、视频网站会员自由、外卖自由、星巴克自由、车厘子自由、口红自由、衣服自由等等。而过去一年，这些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涨价的道路。
2020年第一季度美团每笔餐饮外卖业务订单的平均价值同比增长14.4%，有68%的消费者觉得“美团外卖变得更贵了”，而且除了价格和分量，餐盒费贵了，起送费也涨了；视频会员也跟风涨价，爱奇艺会员月卡、季卡、年卡分别上涨5.2元、10元、50元，涨价幅度在30%-50%，随后腾讯视频紧跟着放出了跟进的信号。
我们不仅没实现“自由”，反而在一个价格普遍涨价的后疫情时代，暴露出更多的焦虑。
一位网友偶然发现，有一些人在购买没有牌子的散装卫生巾，满满一大包100片，价格却只有21.99元，一时间，引起女性共鸣。我们才发觉，现在还是有很多女性没有卫生巾自由。据统计，全球有4000万女性正在经受月经贫困，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50%的女性选择自制经期卫生用品。
2015年，吴晓波提出新中产的概念，他们率先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感溢出，到消费重心向高层次消费位移，这一过程被定义为消费升级。所以，新中产的消费升级，是这一轮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可是一场疫情让我们看到的更多非中产阶层的现状。
新中产远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多，非中产阶层却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多，消费降级才是疫情后的主流，而这点从旅游住宿最能看出，毕竟住宿市场见证了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市场革新。
民宿创业者和出游者的“哀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2013年对比，2019年以衣、食、住为代表的生活刚需性消费占比均有所下降，而以文化、旅游为代表的品质消费占比均有所提升。
旅游本身就代表着消费结构升级 ，《品牌蓝皮书：中国旅游住宿品牌发展报告（2019-2020）》指出，近年来，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4亿消费升级的市场和10亿大众市场，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住宿业增长的新引擎。
话虽如此，却不能一概而论。一位在一线城市知名金融机构工作的白领吐槽，在老家朋友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各种活色生香的消费升级，“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在老家舍得买宝马、买LV，我却连个国内游都去不起”。
去不起正在成为很多出游者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元旦期间，孙女士一家四口打算前往海南三亚跨年旅游，没想到在平台上搜索的多家民宿价格破万元/间夜；北京的王女士元旦假期原本想和朋友在郊区订个温泉民宿‘泡泡澡’，打开预订软件，看到‘私汤房’一晚房价三千元至八千元人民币不等。
不只是高端民宿，近两年民宿价格一直不断上涨。
《2018年民宿产业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消费升级的拉动下，2018年全国民宿平均房价升幅20%，从2017年的223元升至268元。其中2017年高价（大于等于700元）民宿占比仅为6%，2018年高价民宿占比增长至11%，京杭高价民宿约占两成。
温泉民宿尤为热门，但价格也高，2019年，途家平台温泉民宿的平均价格在570元左右。
民宿价格上涨的速度大概要高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据一位业内人士所说，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民宿行业的整体入住率就已经是下滑的，只有成都和西安是上升的。而且2020年疫情让情况更糟糕，尤其是行业内独立经营、小规模的民宿，日子更难过。
一场疫情，让整个民宿行业哀嚎遍野，然而好不容易熬过了疫情，本以为出游需求的爆发会让民宿恢复客流量，走出寒冬，可现实是很多没有涨价勇气的小规模民宿即使降了价格，也不见游客增多。一部分是因为疫情反复，出行风险仍在，但更多的理由可能还是消费能力下滑。
十一黄金周过后，很多民宿的入住率只有往年的一半，一位民宿创业者判断，“可能有能力出来玩的早出来玩了，剩下的都是报复性存钱的，疫情收入下降，不敢旅游了”。
5000元背后的薪资“分水岭”
楚学友转发的微博称，海底捞和西贝涨价为何舆论反弹这么大，归根到底，95%的微博网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微博用户的月薪水平如何，没有公开的数据表明，所以为什么会有95%和月薪5000元以下的推断，这其实耐人寻味。
2018年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月入超1万以上的人占比达到了3%，月入5000-10000的人占比达到13%，也就是说月收入超过5000的人占比就只有16%，而2018年的劳动力人口为89729万人，所以当年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人数大概有1.4亿左右。
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少，但实际可能更少。2018年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相应的个税缴纳的人数也从原本的1.87亿下降到了6400万人。6400万人只占全国劳动力人口的7%左右，而以全国人口为基数，占比大约为4.5%，这个数字和微博内容所说差不了太多。
作为前副总裁的楚学友或许只是惊讶于这一事实，他又何错之有呢？
月薪5000元在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是底线和门槛，可在三线开外的城市，可以算很不错的收入水平。这一数字隔开的不仅是中、低收入人群，也是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当然，不是说月薪5000元以下的绝大多数消费人群没有消费升级，而是他们的消费结构改变更多的来自理念升级或营销诱导，非收入水平的提高。
这和“假性中产”的产生道理相似，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上层90后青年，把自己提拔为“假性中产”，他们在社会位置上虽然不是中产阶层，但在趣味、消费方式上已然是。
最典型的莫过于小镇青年。小镇青年暴发出强大的购买力，使其成为商家们眼中的香饽饽，他们身上的标签也越来越多：悠闲、体面、时间自由、没有购房买车的压力…这种生活状态甚至让很多一线城市的打工人歆羡无比。可是如同B站恭维的“后浪”并不是后浪们真实的写照，消费升级下的小镇青年存在着更严重的幸存者偏差。
根据QuestMobile对三线及以下城市的90后人群调查显示，小镇青年学生和企业普通职员占比约6成，收入普遍在6000元以下，月平均收入约3938元。其中2000元以下占比为36.6%，2001-4000元占比为20.5%，这两个收入人群的占比加起来，已经过半。
但月薪低没成为小镇青年剁手的限制，反而成为一种刺激因素，越贫穷越消费。
研究表明，那些受到更好教育且挣钱更多的父母家的孩子，一般会更容易做到延迟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消费现实：往往是那些家境普通的农村或小镇青年更容易陷入负债困境。
负债是年轻一代的常态，而低收入的“负债人”比高收入的“负债人”显然更多。
有些人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里却连车厘子都吃不起；有些人明明月薪5000以下，却非要去吃西贝。前者是压力大于能力，后者是能力大于压力，这两种消费状态将长期存在于当前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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