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因素首先是来自于人们对于消费观念的改变。20世纪的价值观中，人们对于拥有某些有价资产所带来的身份象征会很在意，资产的拥有数量是衡量一个人地位的标准，也是人们用来与身边群体炫耀的资本。
当时代到了新千年，人们依旧有喜欢炫耀的天性，但是对于90后或者00后来说，炫耀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饱和，年轻人更乐于分享的东西从有形的商品，转向了无形。
人们更喜欢炫耀一种体验或者思想，一次旅行、一场美食约会、一个有意义的活动，而不是赤裸裸的物品。在美国如此，在国内亦如此，看看朋友圈里人们分享的内容的转变，就是这种内心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这样的文化因素，让更多人对于“拥有权”和“使用权”有了明显的不同偏好。“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成了最好的写照。“轻资产”的生活方式在年轻人中成为了一种模式。
正如《连线》杂志创始人凯文•.凯利所言：有条件获得某种东西要比真的拥有它更重要。在数字时代，也许我们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义“拥有”。
另外，对于消费的重新认识也是推动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未来，也许我们将不考虑消费什么?而是思考如何消费?
《未来是湿的》一书的作者克莱•舍基说：“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幸福并非来自物欲，而是来自感同身受。当我们在迟暮之年回首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在我们的记忆中脱颖而出的很少会是关于物质利益、名誉或是财富方面的。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刻就是那些同感激荡的时刻，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超然感觉以及对他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满足感的体会，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功一样。”
我们不需要唱片本身，我们需要的只是播放出来的音乐;我们不需要产品本身，我们需要的是产品背后的使用价值。
人们长期以来把自由定义为个人占有和个体行为自由。但对于千禧一代来说，这种占有关系的理念正在被打破。未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接受认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理念“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上来看，功能共享比私人占有具备更大的优势”。
我们消费的越多，留给其他的生活空间就越少。同样的，生活中，我们花在物质的时间和空间越多，留给与别人相处的空间就越少。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消费的观念从最初相对健康地享受科技带来的进步，发展成人们通过对品牌、物质的狂热追求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另一个来自社会心理方面的推动力是由网络社交所带来了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提升。
共享经济的发展面临的一个困难因素是，在过去，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朋友和熟人之间;而今天的共享模式，更多的交易和交换发生在与陌生人之间。如何判断陌生人的身份，如何能够放心地与陌生人做交易。信任从何而来?
互联网从两个方面来给参与者提供评判的依据，一方面，互联网上人人都是社交网络的成员。
在国外有Facebook、推特(Twitter)，在国内有微博、微信以及电商，这些社交网络记录了一个人的最有价值的生活信息，供人们从生活的点滴数据判断这个人的大致轮廓。
另一个信任的依据是互联网模式去中心化所带来的用户评价体系。
服务者的水平不是一个机构来评价，也不是他个人来评价，他的信用和评分是来自于体验过其服务的用户的客观评价。这些数据的样本，达到一定的量，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有学者提出，新经济时代的货币可能不是银行的存款，而是在网络上来自陌生人对你的口碑和信任。你平时在互联网群落里留下的足迹和行为，也许就是衡量你的口碑资产的依据。我们看到一些拥有大量互联网数据的公司正在朝着这个体系进行，比如支付宝的芝麻信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从许多共享经济企业的口号中，都可以看到它们也在积极倡导这些信条，如任务共享平台Taskrabbit公司的口号是：“致力于帮助用户与值得信任的友邻建立联系”;Airbnb的口号是：“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友好、互信的世界”;Uber的口号是“提供有信誉的城市拼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