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贾乃亮与李小璐以一纸联合声明，正式宣告离婚。“夜宿门”曝出至今，700个日日夜夜，“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迎来了大结局。
相似的剧情，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前有马蓉、文章，后有吴秀波、曹云金、许志安，各种娱乐八卦赚足了吃瓜群众的眼球，有人戏谑“铁打的娱乐圈，流水的出轨剧”。
其实，不仅娱乐圈，从政商界精英到普罗大众，出轨事件早已见怪不怪，由此导致的婚姻破裂案例不胜枚举。
凡事必有原因，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研究爱好者，我更愿意从经济学的视角去探寻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
“七年之痒”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婚姻的“七年之痒”。这其实是个舶来词，源自于1955年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电影《The Seven Year Itch》。
片中，男主角夏曼先生是一个出版商，他与妻子结婚七年，感情始终非常好。在这个夏天，妻子带着儿子去外地度假，夏曼先生自己一个人在家。其间，楼上搬来一个女房客，就是梦露扮演的美貌广告小明星，引得夏曼先生整天想入非非。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夏曼先生的道德观念和内心情感不断发生着碰撞，好在最后他做出了明智且正确的选择——放弃诱惑，赶去妻儿的度假地。
原本剧情平淡无奇的影片，因性感迷人的玛丽莲·梦露的参演，而在电影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尤其是梦露站在人行道旁的地铁通风口上、裙子被风吹起的镜头，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顺便说一句，这段镜头反复拍了40多次，让数千名围观人士大饱眼福的同时，也让梦露当时的老公十分郁闷。
伴随着这部电影的传播，“七年之痒”这一翻译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用以形容夫妻双方在经历过热恋与新婚的炽热甜蜜后，常常会在第七年左右的时间节点遇上倦怠期，此时很多人都会萌发出打破现有束缚而寻求刺激的欲望，而婚姻的危机考验也便随之而来。还有一种说法——“七年之痒”同人们的生理运行有关，即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而细胞的“记忆力”会导致更新完毕的新生细胞忘记当初的爱，不过这一理论似乎并不能完全站住脚。
巧合的是，贾乃亮和李小璐于2012年登记结婚，2019年离婚，前后刚好七年。
倘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从炽热到平淡再到危机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规律是指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其总效用虽然相应增加，但每多消费一个单位的该物品，其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量却有递减的趋势。
放在婚姻的场景里，此概念同样适用：两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对方的一个吻变得稀松平常，你也不会再为此脸红心跳，在生活里也不会再为约会穿什么衣服而纠结一个小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无比眷恋，只因当时的边际效用的确要比多年以后来得更高；当爱情的激情退却，逐渐演绎为亲情后，一部分夫妻间的感情，就会如电影《一声叹息》里男主人公的大实话：“就像左手摸右手没了感觉。”
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恐怕双方之一出轨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了，这也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
柯立芝效应与出轨成本
先来讲一个故事。
多年以前，美国第30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和夫人到一家养鸡场参观，看到养鸡场员工一片繁忙，柯立芝夫人有感而发地向农场主询问，如何用如此少数量的公鸡生产出这么多能孵育的鸡蛋？农场主自豪地解释道，他饲养的公鸡每天要对母鸡尽多次义务。柯立芝夫人便让农场主将此事告知总统先生。
当柯立芝总统听到这一事实，立即问道：“每次公鸡都是为同一只母鸡服务吗？” “不！”农场主回答道，“有许多只不同的母鸡。”
这一趣事，被后人总结为“柯立芝效应”，即如果引入可受孕的新的伙伴，雄性和雌性动物都会表现出持续、高亢的相关行为。在后人的研究测试中，几乎每一种哺乳类物种都有相似的表现。
柯立芝效应，正是许多出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也常常建立在婚姻边际效用递减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拉链门”事件。诚然，论地位论才华论气质论魅力，莱温斯基或许都无法与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相提并论，然而就因为在一次白宫员工派对上不经意的一瞥，前者同总统先生开始偷偷地搞起了办公室恋情，以至于东窗事发后，克林顿遭遇了政治生涯的至暗时刻，众议院对其通过了两项弹劾条款。若非“识大体、顾大局”的希拉里出面力挺丈夫，克林顿恐怕难逃一劫。
如此看来，爱情与婚姻场景下的效用，并不是单纯指代外貌上的性感漂亮与英俊潇洒，这是一个包括生理、默契、内涵、修养、志趣、欣赏、关爱甚至利益等诸多方面的“情感束”，很难具体衡量究竟哪一方给自己带来的边际效用更大。就像克林顿在被莱温斯基的年轻性感所吸引时，也还跟希拉里维系着夫妻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素在于政治利益上的互惠共赢。
当然，出轨是有机会成本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站在普通家庭的立场，出轨的机会成本一般包括家庭财产、孩子抚养权、夫妻情感、社会名声等；而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越多越复杂，夫妻感情越和谐，社会声誉越响亮，越重视孩子感情，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
至于明星与公众人物，其出轨成本自然要大幅度高于普通人，就像克林顿出轨的机会成本不仅包括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总统宝座乃至整个政治生涯。
不难发现，较高的机会成本，往往可以抵御出轨发生的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婚姻家庭的完整与和谐。有些人即便经历了出轨，却也不会选择离婚，只因离婚的成本更高，这大多体现在一些“政治婚姻”之中。例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书记，在出轨年轻漂亮的高小凤之时，依然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而维持着和吴老师的夫妻名分。
可是，如果第三者带来的边际效用大于其出轨的机会成本，那么事情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尤其是当夫妻中的一方还以“给予机会”的态度来表明对另一方出轨行为的包容时，无异于是将对方出轨的机会成本降至几乎为零，此时但凡出现有诱惑力的第三者，都会导致出轨行为的发生。“璐出贾笑”的世纪大瓜，佐证了这一点。
好的婚姻需要双方用心经营
如果只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柯立芝效应与机会成本来解读爱情与婚姻，很可能会得出“一切出轨行为都是合情合理”之类的结论，其影响必然是贻害无穷。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是美满的爱情和婚姻，而这也是每个人所憧憬和追求的幸福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收获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呢？
在很多人看来，门当户对是先决条件，此言有一定道理，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案例：
单身男士小王婚前生活质量为X，单身女士小张婚前生活质量为Y，两人结婚后，婚姻带给二人的共同所得为一个常量M，由此他们共同生活并拥有双方的资源，婚后的每人所得分别是（X+Y+M）/2。
假设男女双方符合门当户对的条件，那么X=Y；婚后，二人的生活质量都为（X+Y+M）/2。此时，只需M＞0，双方状况便都会变得更好。相反，如果两人差距较大（比如X=2，Y=6），那么二人结合后，二人的生活质量均为（8+M）/2，倘若M＜4，那么女方的婚后生活质量便不如婚前，她很容易会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不满情绪。
从该案例中，我们或许能看到些许贾李二人的影子。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今社会的“门当户对”，其涵盖范畴绝不仅限于家庭背景、社会地位、财富状况等，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势均力敌同样重要。
婚姻经济学认为，上帝从生理上安排了男女之间的需求；男人是女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同时，女人也是男人最大宗的消费品和客户。按此逻辑，倘若物质和精神双双达到门当户对，那么男女双方一定是最为合适的“客户”。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想搭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同不完全“门当户对”的那个人共度一生永远会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好婚姻，不断地进行“帕累托改善”，让双方一同变得更好，而主要原则有二：一是提高爱情边际效用，二是增加出轨的机会成本。
先说前者。
虽然在婚姻中，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但很多人都容易忽视的一点是，这一规律隐含着“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换句话说，倘若其他条件变了，那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就不复存在。
在日常消费中，“其他条件”一般指商品生产技术，类比可知，在婚姻生活中，“其他条件”指经营感情的本领。一旦这项本领能持续进步，夫妻之间的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会上移，生成更高效用的递减曲线；只要持续不断地创新技术水平，边际效用不但不会递减，还会持续增加，形成规模递增效用。
具体应如何经营，见仁见智，每个人方法不同，不做具体评论。
再说后者。
前文说到过，任何人的出轨行为都是有机会成本的，如果这一机会成本足够大，反倒会倒逼双方经营好这份情感和家庭，从而实现婚姻的帕累托改进。
关于如何提高出轨的成本，不少女士可能更有话说：她们常常要求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管控先生的工资卡，从而获得更多的婚姻安全感。然而客观地讲，这些举动虽然能抬高丈夫出轨的机会成本，但也在无形中降低了妻子出轨的机会成本，非但体现出双方婚姻地位的不对等，还不是双方共同经营的结果，称不上是理想的帕累托改进。
按此逻辑，夫妻共同为经营家庭做更多的投入，或许是不错的方式。比如，为儿女教育投入越多，为对方父母投入越多，出轨的机会成本越大；当一个人为这段婚姻及这个家庭付出了半生心血和大部分金钱时，出轨的机会成本非常高，无形中对出轨行为有抑制作用。同时，越是保护伦理正当性的法律，越有利于加大出轨成本，这便可以助力抑制情感不端行为。
不过说到底，感情本身才是根治一切顽疾的良方。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
祝愿每个姑娘都能嫁给美好的爱情，企盼每个小伙都能收获幸福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