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P2P创业潮起时，就有有人声称90%的平台将死，几乎被斥为危言耸听。如今这一言论又显得过于保守。
2016年的最后几天，在P2P行业整顿风口浪尖上，湖南攸县认为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正在来临：行业面临调整和行业洗牌，一些P2P将选择利于行业的注册地区落户，于是重金打造了攸县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时任湖南攸县县委书记谭润洪踌躇满志，在成立大会上说：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不怕不敢做，就怕不敢想。
一年间，攸县用“对入驻企业全面提供配套办公用房，三年内免费”“全程为入驻企业代办注册登记、金融监管部门备案等相关手续”的优惠政策，高峰时一度吸纳引进71家P2P落户，被媒体称为“P2P第一县”。
仅仅一年不到，因为政策不明朗，证照不齐没法开展业务等原因，这些平台有的选择退出，有的成为僵尸企业，它们在2017年后陆续注销，如今剩下不到20家仍在消亡。
离谭润洪发言那一天整整两年后，他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湖南省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P2P第一县”是去是留更加扑簌迷离，直到2019年10月15日。
这天，湖南对P2P网贷一刀切。24家网贷机构P2P业务均不符合相关规定，全部予以取缔。
不确定性政策的风险，从县城到省府到中央，自2014年到2018年，击中了卷入P2P创业洪流中的大多数。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层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2014年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2015年是“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2016年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2017年是“对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2018年是“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
12年来，投资人陪着创业者和金融诈骗者坐了一次过山车，要不是欺诈横行，旁氏满地，严监管的大刀也不会斩落得这般决绝。
这些平台的崩塌，席卷了上万亿的个人财富，金融灾难之惨烈难以尽书，零壹数据显示，到9月底的12年来，6309家网贷平台只剩下621家。其中5000多家问题平台每家都是一幕惨剧。
10月19日，山东下发P2P“一刀切”通知，全省28家未通过验收的P2P网贷业务全部予以取缔。
……
十二年一轮回，肃清风暴已来，该结束的请让它结束。 2015年12月初的一天，几个试图乘飞机出境的e租宝高管不会想到，对他们出境行为的”控制”，直接成为900亿元规模e租宝骗局崩盘的导火索，而e租宝事件的爆发，引发了监管对非法线下理财平台的持续打击。其后泛亚事件、中晋事件、快鹿事件等相继爆发。
“资产”裸泳，大概是从经济下行、金融去杠杆开始的，这点和P2P信用中介模式类似，十二年来，P2P在信用兜底、刚性兑付的商业模式下，原本被银行业金融机构风控筛选下的次级资产被端上互联网，而P2P一面风控不足，一面征信缺失，风险严重向负债端倾斜。
当去杠杆的大政策下达，P2P降规模、降存量“双降”开始，规模化增长被遏制，恶果降临，大部分平台崩溃死亡。
2018年初，手握上百亿资金的钱宝网张小雷不会想到，他的旁氏帝国，会崩塌于几个南京楼盘的开盘。
前一年11月，南京当地有十个楼盘同时开盘，推出近3200套房源，要求80%首付、7个工作日内付清，这些楼盘瞬间在各种理财平台里抽血上百亿，钱宝网是其中之一，无钱兑付的钱宝网爆雷崩塌。
钱宝网是资金池、刚性兑付、高利揽储的典型，民间理财干了银行的事，却无风险储备金、资本充足率要求，倒在任何一个风险路口，都不足为奇。
2016年，434亿规模的快鹿系爆雷，导火索是电影《叶问3》票房造假。
当年3月4日，《叶问3》正式在内地上映，票房迅速飙升，3天4.7亿元。监管部门调查显示，《叶问3》虚假票房为3200万元，自购票房为5600万元。
票房造假也就罢了。擅长资本运作的施建祥“事不惊人死不休”，硬生生套上“电影+P2P”和电影票房资产证券化的幌子。快鹿集团以《叶问3》打包的版权收益作为标的，通过十几家P2P平台进行重复融资，在“票房黑幕”被揭穿之后，引发投资人挤兑，最终引发崩盘。
荒唐事往往结奇葩果。
在中小企业里，去杠杆下的资产质量变化，波及了金融界，在金交所将私募债资产联合P2P兜售模式风行几年之后，2016年底，蚂蚁金服招财宝踩中了涉侨兴11.46亿元私募债违约的大雷。招财宝在踩雷金交所之后，与金交所这类类金融资产绝交，走向平台化，只和银行们做生意了。
2019年7月，在宣布良性退出的4个月之后，红岭创投试图给出一个7折收购小额出借人债权的方案，投资人有两个选择，要么损失30%的本金与利息，提前“下车”；要么陪跑三年分期兑付，或许能拿回全部资金。
干这种不要脸事情的平台多了去了，有5折收购的，有2折收购的。它们曾经一面信用背书，一面刚性兑付，还不上钱后，又一面暴利收割、强行猥亵。
挖坑近乎鬼，收割近乎妖。
无论骗局制造者的e租宝丁宁、快鹿系施建祥，还是钱宝网的张小雷，无论创业失败者的证大金服戴志康、先锋集团张振新，他们都是这场败局的制造者。
我曾试图论述，P2P网贷结过最坏的果，是金融科班出身的戴志康、张振新们做了网贷，最后身陷囹圄。
他们在监管市场，瞄准了套利的间隙，以不愿受监管的FinTech或TechFin角色，闯入市场，他们既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又不想担当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
一年前，我统计的2015年-2018年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损失资金就高达1337亿元，涉及投资人126.7万人（计重复投资者）。
在P2P界，从不缺一面高举普惠金融大旗，又一面搞“资金池”和暗箱操作的人。
在这个伪创新场里，从来不缺“e租宝”第二、第三、第四……
表：2015年-2018年八大知名爆雷平台涉及金额与投资人数
这些金融惨案里，挖坑的不止于丁宁、施建祥、张小雷们，还有为P2P平台代言或站台的郎咸平、张铁林、宋鸿兵们。
P2P网贷兴起时，曾有技术公司一年卖出上千套“P2P系统”，但这后边的跑路与失联，无关他们的功德。
现金贷肆虐时，有技术公司一年卖出几百套“现金贷”平台系统，这背后的收割与暴利，也只在他们的私利。
悲剧发生时，只有背锅的一个或几个人，几十万痛苦的投资人，而食皮寝肉的那些人，早已遁去了。
2000年，来自中国农村、在摩根大通工作的精算师李祥林，在他的《论违约相关性：相依函数方法》论文里，阐述了借助精算以及心碎效应，引入标准的高斯联结(Gaussian copula)曲线，提出用信用违约互换（CDS）的市场价格数据作为判断违约相关性的依据。这一理论被当时的业界认为解决了华尔街当时最棘手的“违约相关性”问题。
后十年，李祥林却被媒体称为：“摧毁华尔街的精算师”。
华尔街的精英们，依据他的公式，在不知道公司（贷款人）任何信息的前提下，推算出一家公司（贷款人）违约对于另一家公司（贷款人）的影响。
接下来是，CDS和CDO市场暴涨，次级资产横行，美国次贷危机还是在2008年爆发了。
在中国，P2P的过山车之路，更像一场局域版的次贷危机。
P2P是借贷便利性的创新，但既没有解决投资端的风险，更没有减弱资产端的风险本质。
在中国，P2P上线后，通常是负债端能规模大肆扩张，资产端仍然维持它的风险本质，并且缺乏征信条件与风控有效性，这个时候，坏账产生并积累，P2P平台又通过如自动投标等手段，将不良债权，转让给新入的投资人。
由于缺乏优质资产来抵消坏账与不良，P2P平台只能以更次级资产的扩张，来平衡负债端的失衡。
这简直是一个恶性循环，绝大部分P2P不能降规模，一降就死。
当2017年8月的“双降”大刀砍下，2年以来已死掉了1800多家平台。
所以，当大量P2P累积着不确定性风险的时候，备案监管的前提，必然是先清理，后备案。
肃清风险的小铲子，不会停止。
2016年开始，业界掀起了一股对P2P商业模式的大批判。
“P2P是让最傻的人借钱给信用最差的那批人。”证监会信息中心技术监管处原处长初壮如是说。初壮认定，P2P网贷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它只是高利贷模式在互联网上的延伸，P2P的效率比金融机构低，但是利率却高。
过去几年，多数P2P平台一直是实际上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也是事实上的小贷放贷者。
在2016年以前，因为资金池模式的普遍存在，多数网贷平台做的都是信用中介的活，有实际上的网络小贷角色。
从经验来看，P2P如果纯粹行信息中介之实，在次级资产的酱缸里，投资人会死得很惨。而行信用中介之实，就是过去12年行业的真实写照，结果死的更惨。
P2P行业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有解决商业模式可持续性问题，在投资端，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差，风险识别能力差，坐拥高收益，却难以承受高风险。在资产端，次级资产横行，征信短板明显，风控近乎失效。在平台方，盈利归平台，亏损归投资人。这三者，有着明显无法补齐的漏洞。
中国P2P行业的还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缺少一个风险缓释机制。一旦行业爆雷，巨大的财产损失就将投资人引向街头。
而这一风险缓释机制，直到2018年底的P2P网贷备案工作方案里，才出现了雏形，监管对投资人进行20万投资限额，最明摆的逻辑是解决P2P风险的“涉众”性。
而伴随这种模式的是极差的用户体验、难抢的标的和严重的资金站岗现象。
但是，在机构资金已成行业趋势的情况下，机构资金入场，普通投资人出走，又将推动一波投资迁徙潮。
在中国P2P的老师Lending Club将机构资金玩转了十多年之后，中国的P2P创业者才明白这一商业模式的好处，转型做起了助贷，抛弃P2P的已经成为潮流。
回过头看，2014年时，就有有创业者声称90%的P2P平台将死亡，几乎被斥为危言耸听。如今看来，这一言论过于保守，截至今年9月底，曾出现过的6309家P2P平台仅余下621家存量平台生死挣扎，死亡率已经达到90.1%。
而数据正在奔向99%死亡率的路上。
文 | 新金融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