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为了准备《名利场》新成就峰会上与Uber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罗萨西的对谈，我收集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来自我对话过的每一个人，不仅是行业记者、风险投资人和科技公司的CEO，还有咖啡师、园艺师和几位Uber的司机。他们的问题涵盖了许多话题，但似乎又都围绕着同一个核心——对Uber的担忧。
有人担心，在自动驾驶时代来临之际，Uber会否肆意妄为。也有人对Uber过去的斑斑劣迹耿耿于怀，无法原谅卡兰尼克时代的企业内部乱象。有人问，“CEO形象和善，广告改头换面，但Uber是否积习难改？”还有人问，“为什么Uber不炒了卡梅隆·波伊彻（Cameron Poetzscher，Uber高管，在不端性行为调查后仅被警告处罚，扣除奖金），这不还和卡兰尼克还在的时候一个样吗？”
一位Uber司机和我说，“Uber会让很多人成为亿万富翁，更多人成为百万富翁，但司机还是连医保也没有，不过是拿着一点收入凑合过日子。分享哪怕是一丁点儿财富，就那么难吗？”还有不少人希望我能问问自动和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面对千千万万个可能消失的工作岗位，还没人能给出解决方案，或许科斯罗萨西会有？很少人，准确地说，只有一个人在谈到Uber时只赞不弹，是一位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说是“我爱死Uber了”。
在执掌Uber这一年多里，科斯罗萨西的确干得很漂亮。公司的形象在全新的广告策略下步入了成熟和问责的行列，2018年第二季度的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0%。（当然，与大大小小的初创企业一样，Uber在大举扩张的同时亏损依旧）。在运营和公关这块，科斯罗萨西原本就很有一套。他在峰会上以一贯的口吻发言，“我们在安全保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谈起加拿大此前发生的一起车祸致死事故，科斯罗萨西给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谈到要给司机“记分”，以便乘客在行程前后能掌握更多主动权。他还表示，公司正在重塑企业文化，“我们纠正了做法，但文化上的改变还在继续。一家企业每时每刻都该思考这个问题。”那他担不担心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有朝一日还会回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他说，这位前任CEO在公司整个过渡期里都“特别支持”他。
在讲话中，科斯罗萨西特别小心翼翼。诚然，面对这样一家拥有12000名员工、估值高达700亿美元的公司，要想重塑企业文化谈何容易。但在接下来有关自动化时代的问题上，他也没能给出让我满意的答案。其实他的回答很有力，“我觉得现在人心惶惶，是因为担心机器会取代人类，其实在这之上的是人机耦合。”按他的意思，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与制造汽车时使用的其他工具无异，不过是起到优化作用而已。
无可否认，科斯罗萨西很认真，也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能在这种关头接手Uber这艘偏离航向的大船并把它开向IPO，除了他也没几个人敢做。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难道社交媒体也只是和电话、传真机一样连接人与人的工具而已吗？为自动化时代而生的机器不只是“工具”，它不是锤子，也不是画刷。它的力量，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以前，我们使用工具；现在和将来，工具会取代我们的角色，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算法在数据上（按致死率与事故率计算）就已经比人类司机（平均水平以下的司机）更加出色。科斯罗萨西说对了一部分，Uber未来的重心可能是让人去“协助”机器。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应对岗位消失，而是如何防止工具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空前的伤害。十年前，没人能预料到社交媒体还能左右大选，如今，全自动驾驶的未来也迷雾重重。如果这些汽车不幸遭遇敌对势力控制，从代步工具变成了杀人机器，谁又能承受得起呢？
这些话题我在别的文章里也探讨过，但我没有半点反乌托邦的意思。只不过，一谈到硅谷，谈到技术的未来，就算是再有先见之明的人也难保双眼不被蒙蔽。科斯罗萨西有能力为上百万人建造缓冲带，但要是他懂得吸取教训的话，就应当明白，我们应该在此时此刻开始探讨技术的暗面，而不是等到十年之后。
